中国130种语言大部分走向濒危 “国家队”加入拯救

拯救濒危少数民族语言 “国家队”加入

专家称中国130种语言中大部分走向濒危;部分本族人员开设微信群学语言,国家出台“语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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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的学生在上课。 李松梅供图

12月7日上午,中国国家博物馆收到一份特别的捐赠——150卷丽江纳西族东巴经手抄本。

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古籍文献于2003年8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在捐赠仪式上说,由于象形文字以表形、表意为主,东巴古籍在传承中有大量的口传成分,因此这也是一项浩大的记忆工程。这些东巴经,将成为研究古代纳西族乃至古代西南民族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族裔的语言文化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中国使用人口100人以内的语言有7种;使用人口为一百到一千的有15种。有的语言已经消亡,如满语、羿语、木佬语和哈卡斯语。还有一些语言,如阿龙语、赫哲语,现在只剩几个老人讲得好。

如今,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都已经行动起来,拯救那些处于濒危边缘的语言。

阿龙语只剩十几个老人讲得好

中国一共有多少种语言?

你可能想不到,答案远远多于民族数量,130多种。

但这130多种语言,“活力”却不尽相同,除了几种使用人口多的语言外,在中国社科院著名汉藏语专家孙宏开看来,大部分语言都在走向濒危。

孙宏开做了60多年的语言田野调查。他举了一个目前处于极度濒危的例子。

从1960年开始,他每隔四五年都会去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的丙中洛乡和捧打乡,那里居住着怒族的一个支系“阿龙”。

“怒族有四个支系,各说不同的语言,阿龙语是最濒危的一种。”孙宏开说,1960年,他第一次去调查,大概有400人能讲。如今只有100人能讲,并且都是老人,讲得好的只有十几个老人,年轻人都不讲了。

他此前做的调查显示,中国使用人口100人以内的语言有7种;使用人口为一百到一千的有15种。有的语言已经消亡,如满语、羿语、木佬语和哈卡斯语。“像阿龙语这种情况的,中国大陆还有十几种,如赫哲语。”孙宏开说。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中心校小学教师刘蕾证实了这个情况。

她生活的街津口乡是“六小”民族赫哲族的聚居区。“之前有个调查,当时完全掌握赫哲语的只有十几个老人。不过现在很多人也在学习,能掌握一些对话。”刘蕾说。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党项民族是古羌人的一支,曾经建立过西夏王国,如今党项语已经完全消亡。满语也几乎步了党项语的后尘。专家称,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两个王朝的民族,后代已经没有人会说满语。

云南省红河县浪堤乡洛玛村是哈尼族聚居的村落,村子目前有137户人家。在红河州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李松梅也是从这个村子走出来的,前段时间她做过调查,村里35岁以上的人还有逾90%的人在说哈尼语,但是35岁以下的人,已经有一半不说了。“能唱我们民族哭嫁歌的人,已经找不出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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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150卷丽江纳西族东巴经手抄本捐赠收藏仪式在国家博物馆举行。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走出聚居地后很难保持母语

赫哲语的濒危处境,在刘蕾看来,与他们民族人口少不无关系。

赫哲族主要分布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交汇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赫哲族人口只有5354人。

“我们人口少,大部分与汉族人通婚。交流肯定要说汉语,赫哲语说得就少了。”刘蕾说。

孙宏开说,杂居的少数民族语言更加容易走向濒危,湖南桑植白族也证明了这一点。桑植白族保留了白族的很多习俗,但是不会说白语。

如今,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选择走出去。走出去的人,保持母语更加艰难。

李松梅老家的哈尼族村落,据她介绍,年轻人大部分出去打工,他们有的将孩子直接带去,有的是孩子放假时去一两次。“城市对孩子们冲击很大,去了之后就不说哈尼语了,觉得土。我跟他们说哈尼语,他们就用汉语回我。”李松梅说。

所有的受访者还提到一个原因,就是媒体发达,带来普通话普及。

“社区比较封闭的时候,保持母语很容易。随着广播、电视、网络的传播,自然而然就习得了汉语。”不过,孙宏开认为,“少数民族语言消亡的原因很复杂,很难一概而论。”

文字成为语言保护的“密码”

在孙宏开看来,语言本身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承载了族群几千年的文化现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知识系统。语言是传承这套知识的载体。如果保护不及时,语言消失了,知识也就消失了。

身为人大代表的刘蕾,做了很多调查,也提了一些建议,刘蕾的想法就是,“别在我们这代人手上,让赫哲族文化消失”。

他们现在会排一些民族舞蹈,即使很小的孩子也会参加。鱼皮服饰、鱼骨纪念品的制作和民族旅游,让刘蕾的乡亲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激励了他们学习民族文化。

王峰、李松梅和他们的同事,则会举办各种语言培训班,甚至利用微信群学习语言。

李松梅和普亚强建立了“哈尼文学习QQ群、微信群”,群里吸引了一批热爱本族语言文化的年轻人。他们已经能够熟练使用哈尼文记录自己民族的传统诗歌与民间传说故事等。

在王峰老家,大理白族自治州,一些学校每周会加一节民族语言的课程。

在这些保护行动中,文字成为拯救语言的密码。

历史上,大部分民族是没有自己文字的。极少数民族,用汉字转写,如古壮文、老白文等。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为部分少数民族创立了自己的文字。1957年,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哈尼文创立。但是,当时政策时间很短,1958年创立的白文并没有得到国务院批准。

2013年云南省出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成为出台该意见的第一个非自治区省份。条例承认了14个少数民族使用的22种文字,白文成为其中之一。

“条例影响挺大,那以后做任何工作都有法律依据了。”王峰说,“因为大部分人有英文和拼音基础,四五天就能全部学会。手机发送也方便,我们还制作了双语言表情包。湖南和贵州的白族,学习热情也很高。”

据他介绍,他们现在鼓励一些民间艺人用拼音白文记录。“这些民间艺人,会唱很多民族故事。他们之前记音都是用的老白文,很少有人能看懂了。现在我们鼓励他们用拼音白文来记音,这样有利于流传。”

“语保工程”为大家留住乡音

除了民间课程,地方政府也在行动。

云南民族大学从2012年起,每年都会定向招收哈尼语专业的学生。这是红河州政府与云南民族大学的合作办学项目,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支系的哈尼族学生进入云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进行本科教育学习,他们毕业后成为哈尼语保护传播的重要力量。

“国家队”的加入,则让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力量瞬间壮大起来。

2015年,我国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这是继1956年开展全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以来,我国语言文字领域又一个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大型语言文化国家工程。

“每种语言记录3000个常用词、100个句子和400分钟的文化典藏。”孙宏开介绍说,三年来取得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去年,语保工程已按计划完成81个少数民族语言(含濒危语言)调查点、53个汉语方言(含濒危方言)调查点和32个语言文化调查点的工作任务。

当然,任务依然艰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曹志耘接受采访时说,800多个调查点尚未启动,东南地区方言极为复杂,设点多、难度大,今后的工作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除了这样单纯记录保护外,传承更重要。”孙宏开认为,应该成系统地保护每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他花8年时间编纂的《白马大词典》,就包括中药、农耕、纺织等各个子系统。

“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本民族的人和语言学家共同努力,让语言更好地传承下去。”孙宏开说。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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