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遗保护公开的“武林秘籍”

原标题:中国非遗保护公开的“武林秘籍”——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读后感

新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风生水起,风起云涌,如火如荼,高歌猛进,这与王文章先生的极力倡导和大力推动分不开的。王文章先生曾担任文化部分管非遗保护的副部长,并长期出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遗保护中心主任,恰好我国非遗保护事业启动和勃兴,既是恰逢其会,更是引领其盛。

我们经常在重要媒介上看到王文章先生的文章,或者全国两会记者对他的访谈,或者全国性会议、论坛上他的讲话,时有新见,每有卓识,指点迷津,指引方向。每每阅读这些文章,总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感受。他的非遗保护理念与观点,有些形成为我国非遗保护的准则与原则,成为全国非遗保护的圭臬;有些体现到我们省级非遗保护顶层设计相关文件中来,应用到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去。

王文章先生将他散见于各报章杂志的文章汇集成册,以朴实无华的书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出版。这本书,含金量很高,贯穿了新世纪以来我国非遗保护历程以及各重要阶段,荟萃了全国各地创造的非遗保护经验,凝聚了作者在非遗保护领域的理论探索和思想结晶,表达了作者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深切忧患,抒发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情结和文化情怀。王文章先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是公开的“武林秘籍”,我再次认真拜读。

作为在先生引领下从事非遗事业并跬步以随的学生,不揣浅陋,结合先生的论著,对先生在非遗保护的贡献作一评论。

一、坚持世界性和民族性立场的统一

王文章先生提出了非遗保护世界性立场、民族性立场两个概念。他在2007年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强调:“从国家文化战略的角度来看,我们强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界性立场,与坚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立场并不冲突。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我们坚持世界性和民族性立场的统一。”

“非遗,需要全人类共同守护。”王文章先生指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际社会一项重大的文化战略举措,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战略手段,是促进特定文化权利实现的重要战略措施。他于2006年文化遗产日前夕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以“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发表讲演。他指出,非遗保护,是“保护人类独特的文化记忆”,是“守护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他认为,非遗保护不单是中国的工作,而且是世界人类文明的传承工作,意义重大。我国非遗保护虽然起步迟,但起点高,成为国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在国家层面上加强顶层设计和强力推进,为人类非遗保护事业贡献出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王文章先生有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他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的概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国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他将保护非遗的重要作用概括为四个 “有利于”: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我国和谐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王文章先生提出的非遗保护要有世界性立场、民族性立场“两个立场”的理念,很重要。世界性立场,让我们以具有国际视野的眼光,借鉴国外一切有益的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建设,积极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非遗保护和管理制度,采取一系列切实措施提高保护和管理水平;民族性立场,让我们在世界文化多样化中,保持民族文化个性、独特的精神禀赋、气质、形象,扩大中华文化在国际交往中的话语权。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也因此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开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

非遗保护,是个古老话题,全新工作,是个新生事物。王文章先生担负全国非遗保护组织领导以及非遗教学、研究管理工作,他的高瞻远瞩、深思熟虑,别具慧眼、真知灼见,对促进我国非遗保护的科学化、创新性发展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各种学问都有它自己的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新概念,同样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王文章先生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是从基础理论方面系统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拓荒之作。本书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从古今流变,全方位地、系统而深入地回答了大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关心的问题,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进行科学的分类?它有哪些特征?它有什么样的价值?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保护?保护的规律、原则和措施?中国和国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与现状如何?等等,作了要义辨析,切实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提供了宏观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他开创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既包括非遗知识本体论,也包括非遗保护方法论,重源流性和知识性,更重指导性和操作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几经反复,从民族民间文化到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种遗产,更是绕口令一样。王文章先生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就怎样区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自然遗产、文化景观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等多种遗产类型的关系作了辨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一书收录了王文章先生为系列丛书所撰的总序或序言,其中有《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序,《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 》总序,《中国传统节日》前言,《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总序等。这些序言、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王文章先生为推动各类遗产保护所倡导和所努力的业绩,另一方面也从这些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可以看出,王文章先生对这些关乎文化遗产的基础理论问题,经历了递进思辨的过程。

三、立法保护,依法保护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传统民俗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随意滥用、过度开发。王文章先生为此忧心忡忡,心急如焚。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不断呼吁“非遗保护立法迫在眉睫”,强调“立法保护是最根本的保护”。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先后提出了“关于加快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立法进程的提案”,“关于进一步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立法进程的提案”;作为文化部分管副部长,他协调各方,具体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起草和修改、完善工作。

201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届十九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非遗法出台,为我国非遗保护提供了根本性的依据。王文章指出,“非遗”法出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里程碑。“此前,我们都是单向的选择性的项目保护,如对少数民族、中药等,从2003年开始我们将所有的非遗都纳入,真正采取一个科学的态度对待非遗保护。该法通过,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体系进一步完善。”

王文章表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升到法律层次,就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各地在法律的要求之下必须坚决地来推进保护,同时立法还有保障性的保护措施在里面。

王文章指出,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保护,这些实际上在我们的保护工作中产生了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需要通过立法来加以匡正。

王文章强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持久战”,需要一代一代的人来做,仅靠调动积极性和应急性措施是不够的,必须有坚实的法律和政策的规约和保障。

四、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

王文章先生认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我们倡导的保护也是以全方位、多层次的方式来反映和保存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田野考察、采集、立档、保存、研究等,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遗项目采取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等保护方式。

对于那些濒危的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抢救性保护。组织专业人员,运用录音、录像及文字记录等方式,将该项目的表演、技艺展示过程等记录下来,整理分类、并建立翔实的视频档案或数据库,同时做好资料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此外,抢救征集其珍贵实物和资料,用于研究和展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部分具有生产性质和特点的项目,可以生产性方式保护。王文章先生发表文章“简谈传统手工技艺的生产性保护”;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提案,呼吁“国家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实行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文化部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先行试点,总结经验后再逐步推开。鼓励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使这些非遗项目得到活态的传承和保护,同时在为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他强调,要“创造非遗整体性保护的社会环境”。文化部在全国开展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这是推进整体性保护的重要举措,既对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也重视有形的民居、古建筑、历史街区和古村镇、重要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又兼顾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

王文章先生结合我国国情,结合非遗保护特点,提出的非遗三大保护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保护的灵魂是传承

王文章先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活态形式传承的文化遗产,主要依靠传承人口传心授而世代相传。因此,“保护的灵魂是传承”,“传承人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和核心”。

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改变,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面临着后继乏人的问题。各地对保护传承人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并因地制宜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如命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建立传承人档案,为生活困难的传承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对传承人授徒传艺、开展传习活动给予扶持,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改善传承人的工作环境,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以及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等。

“非遗法”的颁布实施,对建立完善传承人保护的长效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王文章先生指出,我们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继续彰显代表性传承人的重要地位。王文章先生在“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学术论坛”上作“建设队伍,继承创新,推动发展”的讲演,强调非遗传承需奋力。

王文章先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表现为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保护它,就要让它与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让它在人民现实的活动中传承,让鱼在水里游,才会水欢鱼跃。要让它按照自身发展衍变的内在规律去衍变,不要人为地去改变这种自然衍变的进程。只有尊重和把握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来的自然传承规律,才会让它在发展的社会进程中,以形神兼备的状态传之久远。

六、及时匡正非遗保护出现的问题和倾向

非遗保护,问题何在?

王文章先生说,目前非遗保护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地方仍然缺乏科学保护意识,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保护措施不落实,甚至出现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背离了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根本出发点。“申报成功不能一劳永逸”,“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管理,这些问题需要通过立法来加以匡正。

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王文章先生敏锐地指出,在非遗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中,有两种倾向尤其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种是建设性破坏,一种是保护性破坏。

现在,中国新农村建设正在全国农村展开,对农村进行新的建设,这本身是件好事,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部分都保存在农村地区,如果建设不当,很容易对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拆旧村建新村,不对蕴含历史文化内容的有形遗存加以认真保护,承载这个村庄历史文化记忆的载体也就荡然无存。过去几十年来,这一方面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保护性破坏的危害也很明显。一些项目被确定为保护对象后,一些人片面地去开发它的经济价值,如对古老村落的过度旅游开发和一些手工艺项目的大量机械复制,使这些项目显现的某种人类文明以及这种文明成长的过程,因我们的“保护”而中断。在服务于旅游开发的目的下,原生态的歌舞,按照当代肤浅时尚的审美趣味加以改造;古老村落成了喧嚣的闹市。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被保护项目的繁荣,实际上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本质性伤害。

王文章先生指出,非遗保护正在全社会范围内引起人们广泛参与的兴趣,由于认识不正确,或出于良好愿望或出于经济目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常常是在加强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名义下进行,更具有危害性。

七、推动非遗的创造性转化

王文章先生有篇文章发表于2007年《求是》杂志,题目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了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

文章指出,我国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时代进行文化创新的重要前提。文化的创造空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我们对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具体地说,就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具有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来改造、更新传统文化,使之符合现代化的要求,使之在自我超越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因此,为了中华文化的发展,为了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保持中华文化的竞争力,为了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我们必须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创造性转化。

王文章先生于2007年提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一重要理念和观点,无疑具有超前性和创新性。2017年1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要求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

王文章先生强调,要“尊重科学规律创造性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创新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的本质是创新,文化创新是判断一个民族是否充满活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决定一个国家强弱兴衰的关键因素,而文化创新的核心在于精神创造”;“传承人有责任把前辈的传统和技艺传授给下一辈,并在传承过程中把自己新的创造赋予其中”;“我们当代的文化创造,应该成为一种驱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新世纪的这十多年来,我国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发展思路、发展着力点对头,取得了卓越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毋庸置疑也在于王文章先生正确的理念引领和呕心沥血的努力。

新世纪开启了中国非遗保护大门,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史上重彩浓墨的一页。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今天的非遗百花园俨然已是百花争艳、万紫千红。在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进程中,我们殷切期待王文章先生继续作出新的引领性贡献!

(作者:浙江省文化厅 王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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