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创世神话,从未停止传播的脚步

——仲富兰教授在2017上海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讲坛的演讲

过去,人们可能对中国神话有一种误读,认为中国人的神话思维不够丰富。解答这个疑问,其实需要弄清楚应以怎样的视角来考量神话。

中国的创世神话,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一开始便有人神合一的趋向,创世神也表现得较为亲和。比如,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精卫填海、仓颉造字、大禹治水、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等。

这些创世神承担着某种“始祖”的角色,虽然不苟言笑,却具有亲和力。他们注重品行和节操,天生与人有着深厚感情,并帮助人类免受灾难和毁灭。同时,不仅开疆拓土、创造世界,还常常会起到“器物发明家”的作用,如伏羲发明舟船、黄帝发明车辆、女娲发明笙簧……

到了西周以后,由于历史和政治的需要,诸子百家开始进一步有意识地改造上古神话,把人类理想的英雄美德加在诸神身上。这就使得存留在上古神话人物身上的野性逐渐消失,显得更加彬彬有礼和充满德性。为治水“三顾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就是一个典范,其他诸如炎帝、黄帝、尧、舜等也莫不如此。

上古神话人物补天、填海、追日、奔月、射日、治水,体现出了一种尚德精神。从积极的视角来看,这是社会文明进程中文化重塑与选择的结果,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古老、最强壮的生命之根。由此,我们不能将创世神话仅仅理解成远古洪荒时期的几个场景。它其实与经济社会发展,包括城市发展和城市精神塑造有着密切的联系。

■上海的母亲河吴淞江,原为太湖三大泄洪水道之一。唐宋以降,海平面上升,出现海水倒灌,经常造成水患。宋元之际,沿江民众纷纷建立神祠,修建汉代功臣庙,所祀神灵多为“炎汉功臣”,因为老百姓希冀通过为汉将立庙建祠堂的举措,来压住吴淞江上汹涌澎湃的“霸王潮”。从感恩“自然神”的馈赠到感念“人格神”的引领,城市精神中对于生命的珍爱、秩序的重构、知识的尊重和英雄的崇拜,构成了稳定的社会伦理秩序,形成了人们心理相通、和谐平衡的法则

■今年7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世博会上,上海学者将一幅高3米、长16米的“中国六十神仙兄弟”动漫图进行了展示。传统民俗文化搭上动漫新载体,在异国他乡谱写出新的故事,引起了国际友人的良好反响。某种程度上说,这可以算是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深度讲述中国故事的一次积极尝试。这也是今天讲述创世神话的意义所在,即弘扬传承其中的优秀和精华部分。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精神来源和精神力量

腊八节:从祭祀农田之神拓展至城市信仰萌芽

上古神话是不是就止于上古时期了?实则不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创世神话也呈现出了新的演变。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随着城市的出现,创世神话会以民俗等形态进入城市人的精神生活,成为城市精神的重要源头之一。

城市的起源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随着生产力发展,财富有了多余,逐渐形成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产生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出现了商人,进而逐渐出现了人口更为集聚的城市。但是,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一些通史类著作认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文化前后,就出现了城市的萌芽。

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城市的民俗和祭祀的方式也有了新的发展。说到论创世神话在城市的延伸,不得不提的一个话题就是“腊八节”。

想到“腊八节”,今天人们联想到更多的恐怕是喝腊八粥等风俗习惯。在中国古代,腊八还是一个祈求丰收和吉祥的节日。应劭《风俗通》记载,腊者,猎也,言田猎取禽兽,以祭祀其祖也。或曰: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也。这里的“腊”,早期又写作“蜡”。《礼记》云:“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史记·补三皇本纪》也说:“炎帝神农氏以其初为田事,故为蜡祭,以报天地。”

从中可知,“腊”是远古先民对于创世神的一种祭礼。先民例于冬闲时,以农猎收获物献祭所有与发明、管理、保护和发展农猎有关的神灵,报功祈福,并举行庆贺活动。腊祭的名称有一个沿革过程。据说,夏代叫“嘉平”,商代叫“清祀”,周代叫“大蜡”,秦代复称“嘉平”,汉代又改为“腊”。

腊日的日子,除了限定在冬季将近的时间范围内,早期似乎并没有确定的日期。《说文解字》认为,汉代的惯例是“冬至后三戌为腊”;《玉烛宝典》则说三国曹魏以辰日为腊,两晋以丑日为腊。《东观汉记》里提到过“每腊诏,赐博士羊一人”,据此推断大概当时腊祭的具体日期都由朝廷预先颁诏通告。直到南朝初,腊日才固定在十二月初八这一天,因称十二月为腊月,此日就叫“腊八”。

通常,腊日要祭祀古老的农田之神。他们分别是:先啬神神农、司啬神后稷、农神田官之神、畦神、开路划疆界之人、坊神、水庸神、猫虎神、昆虫神,等等。总体而言,自三代以来,上起天子,下到小民,都把腊日当作年节来过。从中可以看出,创世神话对年节文化的直接影响。

一般认为,腊日祭祀中出现对水庸神的祭祀,表明城市信仰开始萌芽。水庸即水沟,就是城市出现后的护城河。“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后来,水庸神又进一步演变为城隍神。《说文解字》云:“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城隍”一词连用,首见于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浚城隍。”由此可以说,祭祀水庸神开启了后世城市民间信仰的先河——城隍神奉祀。在此基础上,腊日祭祀的神灵对象还逐渐扩展至门神、户神、宅神、灶神、井神等。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随着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步伐,创世神话并没有停止流播的脚步。后世护佑民众的城隍与古代创世英雄补天、填海、追日、奔月、射日、治水,一定意义上具有同样的“功德”。

妈祖信仰:香火旺盛与信众迁移离散紧密相连

有句谚语说:“神造乡村,人造城市。”引申开来的一个深层次的寓意是,一处土制的茅屋,可以居住祖祖辈辈,多年后茅屋还是那座茅屋;一栋楼宇民居,经年失修而毁坏,就不再是那座楼宇。但其实真正不变的,不是乡村或城市而是人。

远古人的历史观念在创世神话中得到了明确的定位。比如,民族的来源、生活的制度、器物的发明等,都会通过大量神话传说不胫而走。随着历史演进,民众也依然会把创世神话视为对自己的民族历史、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起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抑或集体记忆。

以上海为例,创世神话在城市精神中也得到了一定传承。上海的母亲河吴淞江,原为太湖三大泄洪水道之一。唐宋以降,海平面上升,出现海水倒灌,经常造成水患。当建坝筑堤无以抵抗汹涌而来的大潮时,民众只能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祈求神灵来镇伏江潮。

古代吴淞江沿岸地区有“江东”之称。当年楚汉相争,项羽兵败自刎于乌江之滨。于是,就演化出这样一段神话:楚霸王死后化为吴淞江神,不时发怒,掀起滔天巨浪。当地民众相信,楚霸王一发怒,潮水就汹涌而来。

宋元之际,终于集中出现了阻挡“霸王潮”发威的心理力量。沿江民众纷纷建立神祠,修建汉代功臣庙,所祀神灵多为“炎汉功臣”,如萧何、曹参、英布、纪信、彭越、陈平等。因为老百姓相信“刘能克项”,希冀通过为汉将立庙建祠堂的举措,来压住吴淞江上汹涌澎湃的“霸王潮”。打开沿吴淞江区镇的地方志书,此类记载可谓比比皆是。

再来看“金山三岛”的神话。金山地区是今天上海境内成陆最早的地区之一。当年的大小金山岛之间本是一片陆地,相传远在夏禹的时代,大禹就曾派属下颛雪东征,后者在此地休养生息,渐臻繁荣。数百年后,周康王东巡至此,命令修筑城堡以镇大海,于是就有了最早的金山城,又称为康城、东京城。到了南宋时,东京城内传言“血出石狮眼,东京城变海”。有屠夫以猪血涂抹城隍庙前石狮双眼,谁知当日便有巨浪袭来,很快东京城沦入海中,只剩下现在的金山三岛。

这些本是自然界的沧海桑田,可在古代上海人那里,人们往往将其演绎为各类神话传说。其中当然有蒙昧无知的成分,但总体上说,这种演化使得上海的城市精神更加具有凝聚人心的力量,从而在城乡间构成一种双向交流的联系性。

事实上,创世神话与城市精神的交互渗透比想象中来得更为紧密。例如,妈祖是我国宋代民众的创世神话人物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区域民众崇拜的海洋保护神。妈祖信仰自宋代开始传入上海,经过元明两代的发展,于清代达到鼎盛。上海地区曾拥有大量官建妈祖庙和会馆妈祖庙,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码头和商贸中心地带。官方出于漕运、海防、御灾及外交的需要,通过敕加封号、庙宇修建、御赐匾额、行礼致祭、志书记载等方式对妈祖信仰进行提倡和褒扬。民间商人则积极捐资修建妈祖庙,虔诚举行妈祖祭祀活动。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北宋建隆元年诞生于福建湄洲岛的贤良少女林默娘,就这样一步步成了海神,不仅深受爱戴,而且名声远播。

上海虹口区海门路昆明路附近的下海庙,香火曾经十分兴旺。如今,虽然还有一座妈祖像供奉着,香火却不再那么旺盛。究其原因,与信众的迁移离散、职业特点的变化等不无关系。当年,上海浦江两岸有众多渔民、船民,他们以打鱼为生,合力造就了妈祖庙前的香火鼎盛。如今,在上海人口的职业构成中,渔民船民极少,人们对海洋也有了更多认识,作为整体的妈祖信仰难免会处于日渐式微的状态。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创世神话和城市精神的双向回流、互动互生。从感恩“自然神”的馈赠到感念“人格神”的引领,城市精神中对于生命的珍爱、秩序的重构、知识的尊重和英雄的崇拜,构成了稳定的社会伦理秩序,形成了人们心理相通、和谐平衡的法则。

“六十神仙”:世俗中的道德英雄也能走上神坛

我几个月前曾在一篇文章中,论述了“中国六十神仙兄弟”与“本命元辰”的传播模式。

“六十星宿”缘起于传统的干支纪年法。“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按照顺序组合起来,得到甲子、乙丑等60个组合,俗称“六十甲子”。“六十甲子”是中国人创制的时间坐标,是中国人时空观的精华。很久以来,六十甲子纪年就是我们广大中华儿女的一种生活习惯和深切认同。

明代曾把“六十甲子”改造成“六十神仙”,并且选定了从春秋直至明初的60个有名有姓的道德人物,将他们请上神坛,册封为“太岁”神仙,封他们为护佑生命信仰与城市信仰的“大将军”“守护神”。在这60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中,有的是为官清廉的良吏,有的是为国戍边的战士,有的是抗倭的将领,有的是孝行感人的忠臣,有的是诚信经商的商人,有的是才高八斗的文士,有的是拾金不昧的贩夫走卒……

我们如果撇开改造和包装的政治意味,认真审视,还是会发现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关于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元素。例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偷盗”“不与俗争”“父慈子孝”,以及“乐人之吉、恤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慈心于物”等。又如,“不得口是心非”“不得绮言狂语”“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以及“诚信不诈”“不淫不盗”“慈俭素朴”等。

这些东西,有哪一样与现代文明是抵触的呢?弘扬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弘扬社会正气,有利于提倡诚实守信、诚实劳动的风气。其中的积极因素,可以在调节社会关系、推动社会进步过程中不断释放正能量,对当下的城市精神乃至国民气质塑造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

当然,这种弘扬和传承还需要更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今,上海的学者复原了这60位道德神仙的原型人物,并把这些道德英雄“请下神坛”,走进当代社会生活并走出国门。今年7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世博会上,主办方特地举办了“中国六十神仙兄弟周”。上海学者还将一幅高3米、长16米的“中国六十神仙兄弟”动漫图进行了展示。传统民俗文化搭上动漫新载体,在异国他乡谱写出新的故事,引起了国际友人的良好反响。某种程度上说,这可以算是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深度讲述中国故事的一次积极尝试。

这也是今天讲述创世神话的意义所在,即弘扬传承其中的优秀和精华部分,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精神来源和精神力量。

(仲富兰 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出版《中国民俗学通论》《越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综论》《水清土润:江南民俗》《上海民俗——民俗文化视野下的上海日常生活》《民俗传播学》《图说中国近百年社会生活变迁·服饰、饮食、民居》等多部著作,部分论著被译为英、俄、日、韩等国文字。)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 责任编辑: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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