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影像,文学得以一次次回归

美剧《使女的故事》在去年秋天横扫艾美奖,那只是它的征途的开始,随后拉开的颁奖季里,这是一部频繁出现在“推荐榜”上的作品,在即将揭晓的金球奖评选中,它被视作最佳剧集的有力竞争者。这部制造了巨大话题效应的剧集,把作家阿特伍德的原作小说一并拉入观众视野,一部出版于30多年前的“常销书”经影视的催化成了迟来的“畅销书”。

《海边的曼彻斯特》是上一年颁奖季的热门影片,然而男主角卡西·阿弗列克的话题热度却没有丝毫褪去,因为他接下来要主演根据小说《斯通纳》改编的同名电影。电影没开拍就攒足了议论,是因为卡西·阿弗列克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光环吗? 不不,因为原作的分量。这本书在过去的几年里是现象级的纯文学畅销书,文艺评论家们形容这是一本“被埋没了半个世纪的经典”。

与奈保尔、拉什迪同为“英语移民写作三杰”的石黑一雄不温不火了很多年,当他一夕间被推到聚光灯下时,人们忽而意识到他是个挺“通俗”的作家,他的喜闻乐见是因为《长日留痕》《伯爵夫人》和《别让我走》等电影背后有他的小说的影子。

无论放眼当下的影视创作,或钩沉历史,完全原创的影视作品是有限的,文学的资源撑起了影像的半边天,影像和文学之间相互成就又相互撕扯的关系,本身就是一部足够精彩的作品。

---编者

电影的本质是去了解人,文学也是,它们殊途同归

通俗的观点认为,电影所代表的视觉文化拉低了人类的想象力阈值,在这个大前提下,唯有文学能重建人和世界的有效关系。所以大有文学系师生把“小说对比电影的优势”看作生死攸关的问题。

其实大可不必这样。电影的本质是去了解人,文学也是,它们殊途同归。影视人和小说家之间,是投桃报李的双赢关系。

来看《使女的故事》,这是加拿大人阿特伍德创作于1980年代的小说,在作家的作品序列里,这不是一部被频繁提起的作品,时隔多年,因为电视剧的热播,它重新成为现象级的作品。读者和观众心惊胆战地意识到,小说在当年没有爆发出的能量被电视剧引爆了,电视剧看似通俗化、直白化的改写,并没有折损文字的力量,无论剧集还是原作,带来的震撼是惊人的。这个以架空的“近未来”为背景的故事,是用科幻的笔法钩沉历史隐秘的黑暗与罪恶,它对性别政治和人类境遇的体察,既是对过去和当下的反思,也是对未来的忧思。阿特伍德是一个高明的说书人,她的文字简洁冷峻,擅长不动声色描绘秩序表象下的混乱和脆弱。美剧《使女的故事》 最大贡献在于用高度单纯的画面呈现一个安静中潜藏着疯狂的世界:马路笔直齐整,天蓝草绿树木葳蕤,规整的房舍干净得像刚用水洗过。使女们清一色的戴白色宽檐帽,浑身被猩红的袍子裹得密不透风。她们列队出行,镜头俯瞰下来,白帽子组成一条绵延的直线。带着超现实色彩的画面,像一个接着一个醒不过来的荒诞的梦。

小说和影像指向同一个目的,就是让那些被压抑的故事被听到。影像的本质是直观的,文学的特长是沉得住气的铺陈推进,这是两种媒介形式的天然差别,不存在哪一种更高明的等级之分。爱尔兰作家托宾在他的小说 《布鲁克林》 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后,发表过一段很中肯也很有趣的评论,他说,文学是一场“慢”旅行,他为了写一个女孩舍弃家乡的爱情、重新踏上移民的道路,可以写上十几页纸,电影只用一个特写镜头就能让观众知道,女孩万般不舍、但还是放弃爱人了。两相对比,小说的“慢”固然有慢的细腻肌理,而电影里一瞬间的特写,他在演员脸上看到的万千情绪,同样丰富得难以转述。

在这个问题上,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有更坦率的说辞。他的几部主要作品都改编自小说,评论大多认为,导演的标志长镜头是为了用影像转译小说家迂回稠密的长句。但贝拉·塔尔反驳:“我从不试图把文学翻译成电影。作家的文本给了我灵感,我要把它们翻译成生活,想象人类的处境,寻觅生活的逻辑,因为电影只能从生活中诞生。”他形容导演和作家的合作,就像充满争吵的婚姻,电影和文学的相遇,恰似男女结合,“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它们异性相吸,交流人类的生存状况。它们虽然各执一词,但共同关切人类存在的方式,在大千世界寻找人性的载体。”

对普遍人性的追问,战胜了时间和空间

因为不断的影视改编,一部分原先只限于文学爱好者小圈子的经典,得以一次次“重现”在大众视野。这也是影视和文学之间的“互惠互利”:影视改编从文学的富矿中寻找原料,又在公众传播中让文学作品抵达了尽可能多的受众。小说在被反复重述和演绎的影像化过程中,文学对普遍人性的追问,战胜了时间和空间。

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推理小说女王”,写过上百个悬疑故事,创造了“侦探波洛”和“马普尔小姐”这两个了不起的侦探形象。阿加莎的小说里,最广为人知的有 《捕鼠器》 《无人生还》 《尼罗河的惨案》 和 《东方快车谋杀案》,尤其后两部,能深入人心不仅因为小说本身的魅力,很大程度也是因为电影改编的成功。《东方快车谋杀案》 在1974年、2001年、2010年、2015年和去年,先后5次被改编成影视剧,由肯尼斯·布拉纳最新改编的一版去年底再度在影院里掀起“阿加莎热”。因为原作无懈可击,几次改编借力于小说,都获得了不错的评价。

由西德尼·吕美特在1974年导演的电影版,被公认为影史经典,这很大程度得益于导演吕美特处理室内悬疑剧的娴熟调度手法,毕竟在 《东方快车》 之前,他已经拍出了 《十二怒汉》 这样的杰作;此外,这电影的光环来自全明星阵容,劳伦·白考、英格丽·褒曼、肖恩·康纳利、约翰·古尔古德、安东尼·珀金斯……这一串星光熠熠的配角让人眩晕。这一场发生在密闭车厢里的集体复仇,是一个欧美上流社会“法外执法”的西部故事,在好莱坞黄金时代光灿明媚的英格丽·褒曼在这部电影里演了一个瑟缩的家庭教师,观众几乎认不出昔日的北欧女神,这个角色为她带来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三座奥斯卡表演奖。

日本著名编剧三谷幸喜把阿加莎的原作改写成迷你剧 《东洋快车杀人事件》,是一个有意思的改编。日本版延续了好莱坞经典版的特色,同样是全明星阵容,但这个经典推理文本“东方化”以后,有趣的是阿加莎和三谷幸喜“相遇”后的化学反应。这个两集的迷你剧,第一集是对原作的致敬,也是1974年电影版的再现,到了第二集才是日本编剧真正的发力点,在阿加莎言犹未尽的地方,三谷幸喜在日本的社会人情土壤里,深入地挖掘法律和人性的悖论。

就像 《东方快车谋杀案》 这样,太多经典文学的文本成为在时间流逝中保鲜的素材。美国作家詹姆斯·凯恩的小说 《幻世浮生》 第一次被改编成电影,是琼·克劳馥在1945年主演的黑色电影 《欲海情魔》,到了2011年,凯特·温斯莱特主演的迷你剧 《幻世浮生》 则成了一部带着浓郁怀旧色彩的情节剧。英国作家普里斯特利在1944年创作的剧本 《罪恶之家》 在伦敦西区常演不衰,也在大小银幕上常拍常新,在1954年、1982年和2015年三度被改编成电影或迷你剧。1944年的戏,写的是1912年的事,放在2015年看,除了时代背景,没有任何过时的迹象,它所追问的“在金钱和欲望泛滥的环境里,道德往何处安置”,总能触到观众的切肤之痛。意大利导演维斯康蒂是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狂热书迷,他不仅把陀氏的短篇经典 《白夜》 挪到意大利背景下演绎,更是在 《洛克兄弟》 《被诅咒的人》 这些代表作品里,曲折地接近了《白痴》和《群魔》。

当文学一次次因为影像回归,我们看到了:欲望对道德的侵蚀,衰败的文化对人性的碾压,对精神田园的渴望———这些既是小说中记录的历史,也是当下的困境。

(记者 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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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活跃”在电影背后的作家们

E·M·福斯特

代表作:《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德庄园》《莫里斯》

很多观众因为詹姆斯·艾沃利导演的电影了解了英国作家福斯特,艾沃利先后把福斯特的代表作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霍华德庄园》和 《莫里斯》 搬上大银幕。福斯特被欧美文学界公认是20世纪最重要的英语作家之一,他的小说结构精巧,文字富有幽默感和反讽色彩,在艺术性和文学性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作为那个时代著名的人道主义者,福斯特擅长在小说中描绘人性中卑微与高贵的激烈冲突,他在作品中强调理解和同情,强调不同社群和族群的人们必须“彼此关心、彼此联结起来”,人类才有更好的未来。艾沃利的电影改编以细腻、克制、优雅而为人称道,他很好地把握了福斯特小说中对英国复杂人际网络的洞察和描绘。

詹姆斯·M·凯恩

代表作:《邮差总按两次铃》《双重赔偿》《幻世浮生》

作家詹姆斯·M·凯恩的名字和好莱坞战后的黑色电影密切地捆绑在一起。他以记者的身份开始写作,在一战期间曾是驻法国的战地记者,在两次大战的间隙,他一度成为好莱坞的职业编剧,那段时间他开车周游加州,写了几个不温不火的短篇惊悚小说后,一鸣惊人地写出 了一部改变他后半生的中篇 《邮差总按两次铃》。文学史家认为,《邮差》 是美国出版史上第一部超级畅销书,它是黑色文学和黑色电影的开山鼻祖,也是同类型中难以被超越的巅峰。《邮差》 位列20世纪百佳英语小说之一,且四度被改编成电影。《邮差》 之后,凯恩创作了风格相近的 《幻世浮生》 和 《双重赔偿》,根据这两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都是影史经典。

伊恩·麦克尤恩

代表作:《救赎》《孩童法案》《在切瑟尔的海滩上》《水泥花园》

去年入秋以来,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迎来了他的作品影视改编的井喷季。他的成名作 《时间中的孩子》 由 BBC 改编成电视剧,“卷福”本尼迪特·康伯巴奇主演了剧中的儿童作家。《时间中的孩子》 热播之后,同样改编自麦克尤恩小说的 《在切瑟尔的海滩上》 在伦敦电影节上首映,影片将在今年初正式公映。此外,他的小说新作《儿童法案》 也已经进入拍摄阶段。自1990年代起,麦克尤恩的小说就备受影视改编的青睐,《陌生人的慰藉》 《水泥花园》 《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 《爱无可忍》 《救赎》 等先后被搬上大银幕。他的小说适合“视听化”,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擅长类型化的写作手法,又能在类型写作中出其不意地翻转套路,达到颠覆性的戏剧效果。他的写作行走在边界上,在分隔了希望和失望、荒诞和天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的边界上,他写出了广袤的生活感受。

文章来源:文汇报 责任编辑: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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