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世界文学,如何界定中国文学的写作姿态

日前,“世界文学与汉语写作”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上海作协联合主办。从40多位学者的发言里,强烈地传达出这样的讯息: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一个迫切紧要的命题时,文学何为?这正成为当下中国文学与评论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当我们讨论中国文学如何参与世界文学图景的重新构建时,我们其实在讨论:身处新时代,中国文坛如何为文学贡献出自己独特的定义,如何以自己的书写回应人类共同面对的境遇?

多年从事文学阅读与评论的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发现,近年来在阅读中,她常常会发现不少中国作品可以直接在脑子里翻译成英文,“也就是说,我能感受到这些作品走出去是一定会受到外国读者喜欢的。”为什么? 因为小说家所使用的所有元素都是欧化的,如果把人名替换一下,几乎就是一个外国的故事。

深有同感的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大先,将此现象解读为“带着一种被翻译的预期写作”。在这种预期中,写作者不自觉地用想象中的译入语替换了母语中的很多词语。而支配这种预期的,就是被世界文学的想象所笼罩的焦虑。

也许,是时候重新界定中国文学的写作姿态了。

一种焦虑正在文坛持续蔓延

评论家孟繁华记得,早在1980年代,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就是当时文学界的一个目标。融入世界文学,或者说,被世界文坛接纳和认可,一直是中国文学界不少作者的目标与追求。而受此影响,一种焦虑正在文坛持续蔓延。

来自河北省作协创研部的青年评论家金赫楠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了文坛的焦虑。“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是中国当代若干一线作家中的一个;获奖之后,他成了独一无二的巨大的存在,得到了过分隆重的待遇,哪怕评论家对其作品的看法并不统一。”在不少人看来,文学界对于莫言获得诺奖的反应,既微妙又真切地反映出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整体焦虑。

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名的文学奖之一,诺贝尔文学奖被很多国人视为等同于世界主流文坛,获得诺奖也就成为进入世界文学的重大标志。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身兼出版人、作家、翻译家数职的黄昱宁就指出,诺奖的盛名和影响力,更多是得益于瑞典文学院非常懂得如何最大限度激发它的传播效能。“比如它的难以预测,就非常符合博彩公司的口味。”和布克奖、龚古尔奖、毕希纳奖、芥川奖等等相比,诺贝尔文学奖实际上恰恰是最不文学的,或者说,是考虑非文学因素最多的一个文学奖项。

世界文学,是否真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标准?

面对世界文学的焦虑感,从某种程度上说,来自对被西方定义的外国文学正典地位的认同和崇拜。

一直以来,外国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毋庸置疑也无需讳言———汪曾祺和余华等作家都以“吃奶”为比喻评价过外国文学对于中国作家的影响,几乎每个参加本次论坛的作家和评论家也都坦言自己是阅读外国文学长大的。

这种经验,多多少少都会在写作中留下印记,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徐勇就注意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两个经典段落对中国作家影响深巨且极具代表性。一个是 《百年孤独》的开头:“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另一个是 《安娜·卡列尼娜》 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同。”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句式的模仿上,但更重要的则体现在对于时间的意识上。“在中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时间往往隐而不彰,并不构成叙事上的重要议题。但‘多年以后’‘回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三个时间点以一种互相包含和彼此重叠的方式并置一起,使得时间问题作为一个议题被凸显出来。”

与此同时,世界文学本来就是一个在现代文学框架下得到了凸显的概念,而现代文学,按照华师大中文系副教授金雯等学者的看法,其定义和标准原本就来自西方。所以,当我们谈论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时,会自然而然地认同并采用西方标准。

当下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当我们在谈论世界文学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所谓世界文学,是否真的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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