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科技之烛 寻文明曙色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原生文明之一,延绵至今不曾中断。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原所长王巍看来,搞清它的起源与进程、性质与特点,对于完善世界文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以下简称“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组长是王巍的另一个身份。探源工程自2001年启动预研究,在预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开展了四期研究。

“研究地域从豫西晋南地区逐渐扩大至整个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为中华文明演进过程构建了一份更为详实的年表。科技手段的应用为项目成果的取得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王巍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

“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小到个人、家庭,大到国家、民族,都会好奇问题的答案。

儿时起,从课本或书籍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字句,也深深地为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而自豪。

然而,当翻阅近现代学术史时,不难发现,对中国是否真有5000年文明史,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有着许多不同的声音。

“此前,国外有学者认为中华文明历史只有3300年,起点是发掘出甲骨文的殷墟遗址,国内有学者则认为中华文明应从‘禹传子,家天下’算起,是4000年历史。”王巍说。

而探源工程通过大量田野考古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将中华民族“家谱”追溯到了5000多年前,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绝非虚言。王巍向记者展示了探源工程所构建的中华文明演进过程年表。

从年表上可以看到,距今5300年左右开始,长江、黄河及西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在距今5300-4300年期间,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进入初期文明阶段。

这一时期,从辽西到长江下游,不同区域都孕育出了具有各自特征的文化系统。比如长江和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晚期,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等等,散落在各地的文明火花呈现出一派满天星斗的气象。

同时,各主要文化区的文明化进程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加速发展和演变。在距今3800年左右,以二里头遗址宫城和官营手工业作坊出现等为代表,文明发展至一个新的阶段。“中原夏王朝进入到兴盛期,它所创造的一整套礼仪制度强烈地向外辐射,其影响不仅遍及黄河、长江流域,甚至向南到达今天的越南北部,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历史格局至此形成。”王巍指出。

梳理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

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便是如何定义文明?文明形成有哪些重要标志?

关于文明形成的标志,首先是由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比如出现文字、城市、金属器后,人类社会就进入文明阶段了。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等曾提出了早期文明的10多项标准,包括有一定规模的遗址、人口要达到5000以上、有权力机构、有大规模的公共建筑等等。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看来,上述标准是从对西亚地区苏美尔文明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不能简单搬来套用在对中华文明的研究中。他强调:“我们要做的应该是从对史前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凝练总结中华文明的特质,进而更多地参与到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的话语体系中,在对人类文明进程本质的探寻上做出来自中国学术界的理论贡献。”

通过十多年的研究,探源工程项目组专家归纳出了符合中国历史情况的文明形成标志,即文明形成的本质是国家的产生。王巍列举道,文明形成的主要特征包括:农业与手工业显著发展,出现明确的社会分工;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出现了大型建筑和公共设施为主要标志的都邑性城市;暴力与战争成为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出现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

在修正文明标准的同时,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总结。“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特征,兼容并蓄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延绵不断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典型特征。”王巍表示。

在王巍看来,探源工程不单是对文明源头的追寻,更关注的是文明形成的过程。“我们研究的并不是中华文明起源于哪一年、哪一个地方,而是各区域性的文明之间如何互动,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最终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格局。”

科技让文物会“说话”

“如果国宝会说话”的热播,增进了公众对文物的认知。事实上,想让文物“开口”,只能靠人将其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提炼出来,其中少不了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

据介绍,探源工程采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技术路线,集中了考古学、文献史学、生物学、天文学、农学、医学等17个学科的研究力量。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涵盖了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大门类,这在我国基本没有先例,在世界上也不多见。

在王巍看来,碳十四测年技术、DNA检测、锶同位素分析、遥感信息技术等科技手段的应用,给考古工作增加了“望远镜”和“显微镜”。它们极大地丰富了从遗存中获取信息的方法,使考古研究人员能更多地了解远古时期人民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信息。

在考古遗址中,人们经常能发掘到含碳的有机质样品,这些样品来自曾经的生命体,因为光合作用,它们活着时体内的碳十四浓度与当时大气中的碳十四浓度一致。而一旦死亡,它原有的碳十四浓度就遵循放射性衰变规律而不断下降。通过碳十四放射性衰变规律的计算和树轮校正,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考古事件年代。

“测年技术应用对于确定文明演进年表中一些重要事件的节点,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王巍还指出,一些过去和考古看似关联度不大的技术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发现。比如考古更多关注地下的发掘,而在空中“俯瞰”的遥感信息技术则帮助发现了良渚古城外围的大坝。

至于DNA检测、锶同位素分析等新技术的应用,则可以挖掘到更多以前无法了解的信息。比如,DNA技术可以帮助确认墓葬中的个体之间的血缘关系,进而对当时的墓葬文化有更深认识。此外,对人和动物牙齿里所含的锶同位素进行比对,还可以分析他们是否进行过迁徙,是当地的原住民,还是从别处而来的移民。

“探源工程极大促进了各种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客观上也推动了相应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多学科的有机融合,这也是该工程的一大特点。”王巍表示。

(记者 唐婷)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责任编辑:杜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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