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媒网您的位置:首页 > 历史 > 考古探秘

蒲江出土60座战国船棺墓 墓主佩戴古埃及饰品

 

成都市蒲江县一楼盘工地发现战国船棺墓群

来自古埃及的玻璃饰品“蜻蜓眼”

墓地出土的兵器

考古人员将对墓地继续发掘

“巴蜀图语”印章

原来2000年前,成都和古埃及就有联系了!

今年春节,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开幕的“古埃及:法老与神的世界”主题展览上,155件(套)古埃及文物与四川公众见面。古埃及文明和古蜀文明的交汇,让人遐想联翩。而成都最新的一处考古发现更让人惊讶——也许早在2000多年前,古蜀文明就曾与古埃及文明有过亲密接触。

去年9月,成都市蒲江县,一处山麓与河流间平坝地带,60座墓葬的勘探发现,让在此的楼盘项目停止了。

经过5个月的考古发掘,今年1月中旬,47座船棺墓葬被清理而出,它们多是船棺墓葬,墓主人身份可能是当地管理人员。墓葬中,11枚印有“巴蜀图语”的印章让考古人员兴奋起来,这个神秘的古代语言,一度成为考古谜题。

更令人惊喜的是,两颗玻璃饰品“蜻蜓眼”的出现,更是赋予了墓葬神秘的异域色彩。据了解,蜻蜓眼是源于古埃及的装饰品。考古人员认为,墓葬中发现的,既有可能是从埃及驮来的“原厂进口货”,也有可能是来自中原的仿制“山寨品”。

船棺年代战国时期墓葬4排整齐排列

蒲江县鹤山镇飞虎村,西北距蒲江河约400米,东南距长秋山约1000米处,有块环境优越的平地。近来,沉睡的土地中,一艘艘并不完好的独木舟接连出土。整木凿成,内部刳空,它承载着逝者的躯体,仿佛慰藉生者,即将带着亡灵远航,到一处无人打扰的地方。

这是流行于四川的船棺土葬习俗。

船棺在蒲江出现,实际上并不意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蒲江就不断出现战国船棺。直至2006年12月,发掘出土的战国船棺已达10具,其中有9具就出现在飞龙村盐井沟。当地居民也对来来往往的考古人员并不陌生。

然而,这一次的发现,还是惊动了考古界,诸多资深专家听闻,纷纷赶去,一睹为快。

“如此密集地排列,在当地从未有过。”2月8日,发掘工地现场领队龚扬民有些激动。

去年9月,为了配合商建项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蒲江县文管部门到此进行文物勘探。随着墓葬特征及船棺棺木的发现,龚扬民诧异起来,“60座船棺墓葬!”接着,在盗墓贼凿出的盗洞中,出现了铜器,根据形制,他们判断,应为战国时期墓葬。

持续挖掘,一幅壮观的立体历史场景,终于在春节前展现出来。

1万平方米的土地上,47座墓葬一一现身。墓葬分成4排排列,东西向分布,稀疏的每排有7座,密集的则有17座。

墓葬平面多呈狭长形,按照大中小三种规格一一排列。5座大型墓葬墓圹长7-9米、宽1.5-2米;50座中型墓葬墓圹长4-6米、宽1-1.5米;5座小型墓葬墓圹长2-4米、宽0.7-1.2米。

墓葬中,部分已经找不到葬具,而可辨者多是船棺,最长可达7米,最宽至2米,最高及1米,材质则是珍贵的楠木。

在以前,船棺葬的附近地面上,多记有标识。但时隔多年,考古人员已难以找到。

墓主身份可能是掌管盐业的盐吏

考证后,墓葬大致可以判定在战国中期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以后,乃至战国后期。

考古人员发现,座座墓葬间有一点规律。多数墓葬分布规整,“少见打破关系”,也就是说,只有一次修建的痕迹。只有少量没有分布规律的墓葬,有着后期再次修建的样子。

此外,有一些南北向墓葬,两三座成一组,时代相对略晚,相对较早墓葬,有了合葬踪影。

有着严格规划,是这批墓葬的独有特征。考古人员据此判断,应为家族或聚落公共墓地。

成都考古所研究员刘雨茂说,墓葬位所处位置是交通要道,富有战略资源,再结合出土情况来看,部分应属于当地最高机关管理人员的墓葬群。

“蒲江地区前后发现船棺葬墓7次,而各次发现的船棺葬墓附近皆存盐井,说明船棺葬墓主人可能是当时管理盐业的官员。”龚扬民说。

墓葬中已经难以看见逝者遗骸,少许牙齿是墓主留下的印迹。

部分墓葬有破坏痕迹,考古人员猜想或许是部分被盗,或许是施工破坏。多数墓葬保存完好,没有遭到盗墓贼光顾。

墓里有啥陶器铜器铁器木器等300余件

目前,墓葬群已经出土随葬器物300余件,主要有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竹质器、草编器、玻璃器及铜钱。

出土陶器160余件,以大口釜、圜底罐、豆组合为主,另存少量釜甑、盆、壶和罍。出土铜器共120余件,主要有兵器、容器、工具、印章、装饰品几类,兵器包括铜剑、矛、钺、弩机、箭镞等;容器以铜鍪为主,还有少量铜釜;工具主要有削刀和斤;装饰品有铜铃、铜璜。铁器共10余件,主要有斧和削。

令考古人员兴奋的是,墓葬中难得地出现了漆木器和竹编器。因为湿度原因,这在以往的墓地中,较少看到。

在49号墓中,各类漆木质器具用途各异,木梳、木几案、两件铁斧木柄、铜弩机臂弓、铜矛柲杆应有尽有。此外,竹质器、草编器保存十分完整,可谓考古新发现。

52号墓中,除出土铜削、竹棺床等重要器物,在墓葬南端尚存10竹篓粮食和种子,形态和颜色皆保存较好。

现在,文保人员正在试图修复还原竹编器当年的模样。

未解之谜巴蜀图语再现 11枚印章留下神秘文字

墓地中出土的器具以巴蜀土著文化为主。

墓葬中的刀剑保存情况较好,剑鞘、剑柄清晰可见,其中柳叶形青铜剑,体现了当时的典型巴蜀特征。

其中,出土的11枚印章成为考古重要实物资料。它们或圆或方,形状不一,直径1至3厘米。当时,人将这些印章挂在腰部或者颈部位置。

难得的是印章上印文,正是一个个神秘的巴蜀图语。

至今,巴蜀图语仍是中国考古界一个未解之谜。有人认为其是古巴蜀地区的神秘文字,有人认为是军事、通讯标志。

至于图案形状,龚扬民则谨慎地说,这是考古难题,确切的图案还不敢下定论,大致看来,呈现“山”字、“王”字、花瓣等形状。

这种刻有神秘符号的印章此前在四川宣汉、荥经等地都有发现。

“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巴蜀地区的先民在先秦时期就已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但我们至今却没有发现可以解读的文字。如果将来能够破译‘巴蜀图语’的含义,就相当于找到了打开诸多巴蜀文化之谜的钥匙,这对我们了解巴蜀文化的起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此次发现为进一步破解巴蜀图语,提供了珍贵资料。”刘雨茂说,巴蜀图语上的图案或许是单独,也可能是组合使用,他猜想,不同组合会代表着不同的意思。

舶来之物蜻蜓眼亮了墓主竟然佩戴着古埃及饰品

秦楚文化,是这批墓葬的又一吸引点。

说到最令考古人员注目的,蜻蜓眼算是一个。这是一种玻璃珠串饰。串饰中部,圆形玻璃珠上,饰有蜻蜓眼睛造型,色泽饱满,异常精美。

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古人将它佩戴在脖颈上,用以装饰。

“这在当时属于奢侈品,足以见得墓主的尊贵地位。”刘雨茂说,此次发现了两枚蜻蜓眼玻璃珠及数根配套的玻璃管。

记者看到,其中一枚在玻璃珠母体上,镶同心圆,制造出绿色“眼睛”效果,生动有趣。

蜻蜓眼是源于古埃及的装饰品,古埃及人相信眼睛有避邪功能。身上佩戴这种镶嵌玻璃珠,一方面可以避邪,一方面随时都有可能用来交换所需之物。

这种玻璃珠,最开始是单色,后来出现彩斑条纹或点状图案,在春秋战国时期进入中国。中国中原地区与西亚虽然相隔数万里,但在公元前二千年到一千年的铜器时代,东西文明之间活跃着许多游牧民族,往来于漫漫中西亚沙漠地带。玻璃色彩美丽,便于随身携带,也随游牧民族传入了中国。

刘雨茂认为,在这批墓葬中发现的两枚,既有可能是从埃及驮来的“原厂进口货”,也有可能是国内的仿制“山寨品”。下一步,经过化学鉴定后,答案将浮出水面。

此前,在中原地区,尤其在楚地,曾有蜻蜓眼的实物发现。它们与国外的蜻蜓眼有少许结构区别,可见,当时国内已有仿制生产工艺。

蒲江为南北丝绸之路交汇的重要节点,蜻蜓眼的出现进一步说明,当时本地人已经与国外区域存在着文化交流。古人沿着山道,在蒲江与中东之间来回走动,带来了商贸兴隆,也带来了文化交流。

下一步,考古人员将继续发掘,刘雨茂相信,“更大的惊喜在等着我们”。

目前,开发商已经决定,暂停商品项目,与专家一起,形成保护强势。据悉,下一步,当地还有可能建博物馆。

涨知识:蜻蜓眼

蜻蜓眼是古代一种饰物的俗称,由玻璃制成。

玻璃又称琉璃,公元前2500年人造玻璃首次出现于西亚及埃及,最早的用途是制造珠饰,先是出现单色玻璃,1000年后又出现彩色玻璃。

公元前15世纪玻璃珠上开始有彩斑条纹或点状图案。公元前10世纪,在玻璃珠母体上镶同心圆,制造出“眼睛”效果的镶嵌玻璃在地中海沿岸出现。“眼睛”文化据说发源于西亚或印度,相信眼睛有避邪功能的这种说法,多盛行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毛玉婷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