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人民日报》

 

我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1978年参加高校恢复招收研究生考试后,幸遇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仰慕已久的文学界前辈陈荒煤先生的。他特许我由蜀入京,参加由文学所当代文学专家朱寨先生主编的国家“六五”计划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撰写工作。其时百废待兴,我三十出头,学浅识薄,深感重任压肩,急需笨鸟先飞,否则整天跟在陈老、朱老后面,直觉他们从延安鲁艺以来多年炼就的一身人格魅力和学术卓识,震慑、感染着我,令我汗颜。我渴求良师指点,引我快快上道。

这时,我被临时安排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附近的日坛路6号原《人民日报》印刷厂的地下室里,邻居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何西来先生一家。何先生与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的缪俊杰先生(主任是蓝翎先生)是同窗好友。何先生厚恩于我,不仅从学术悉心点拨,开书单,荐范文,而且在生活上百般关照,常邀我去他一家窝居的那间地下室里改善生活,营养一餐。为了激励我的学术潜力,他热情地把我这个年轻新手荐与了缪先生。缪先生与当时负责文艺评论版面的蒋荫安先生真是我遇上的编辑“贵人”,在名家云集的京城,举国瞩目的发起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年一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综合评论,竟连续几年都特约我撰写。在这几位先生的指导督促下,我勤奋耕耘,一发而不可止地发表了《塑造多姿多彩的典型人物——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漫评》《理想 道路 人生观——关于塑造当代青年形象的一个问题》《宝贵的艺术发现——读1984年全国获奖优秀短篇小说札记》《直面人生 开拓未来——从周克芹近作谈革命现实主义的几个问题》等多篇论文,开启了我在《人民日报》培养下不断成长的文艺评论生涯。如今,回眸往事,恩师陈荒煤、朱寨、何文轩、蒋荫安以及引我入电影美学殿堂的恩师钟惦棐、教我真正懂得哲学层面的反思的恩师王元化先后驾鹤西去,师恩难忘,山高水长,每念及此,能不悲乎!

历史逼近20世纪90年代,丁振海先生由《求是》杂志调入《人民日报》文艺部任主任。他与我亦师亦友,更注重鼓励我要旗帜鲜明地针对创作思潮和倾向直抒己见,展开文艺评论。他引郑板桥的名联“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与我互勉。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1988:中国影坛的两个热门话题——“娱乐片”与“主旋律”之我见》。我针对该年度一窝蜂创作片名就是“杀声震天,血流成河,女字满目,险情丛生”的“娱乐片”的严峻现状,指出“娱乐片”这一概念就不科学。按此逻辑,中国电影是否还应有与之相应的“教化片”“认识片”“审美片”?“影片的社会功能,不可能如此分明,如此单一。无论是侧重于哪一种社会功能的影片,哪怕是娱乐性极强的影片,只要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汇入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总体格局,参与到各种文化的交融、整合、流变的历史进程中去,其社会功能就必然是多方面的。人为地割裂了各种社会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创作实践上,势必始料未及地导致从过去的单向强调重教化轻娱乐而走向新的单向强调重娱乐而轻教化的极端,导致以为电影这种大众艺术的社会功能就仅在娱乐和只有‘娱乐片’才有娱乐性的误解。”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种分析果真兑现了。针对那种认为“只有少数正面描写改革生活、为改革家立传的作品才叫‘主旋律’”的狭隘理解,我也指出:这“无异于画地为牢,禁锢了‘主旋律’创作的思维天地,影响了‘主旋律’创作的百花齐放”。当然,也不要又走向“泛化”理解的另一极端,即把什么作品都说成是“主旋律”,那“就实际上淡化乃至取消了主与次之分,也就淡化乃至取消了我们对‘主旋律’的提倡”。今天看来,我的这种评析也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1993年,电影导演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连同他之前执导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相继公映,影坛着实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张艺谋热”。《人民日报》却在《文艺评论》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我写的《关于“张艺谋热”的“冷”思》。我在这篇短文中冷静指出,“张艺谋热”是应当的,“但誉之过头,乃至‘热’得掩盖了本应实事求是地指出的不足”,影坛这种“爱刮‘风’的陋习,是之则群起而捧之,非之则群起而攻之,这是很不健康的一种文化批评机制。”我指出,张艺谋的审美优势是造型能力和色彩感觉,不足在于对先进历史观的把握,他尚未完成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师在审美创造上从“六经注我”到“我注六经”的飞跃,而实现这种飞跃是离不开先进的历史观的导引的。比如,“《菊豆》中浓烈的‘人性’与‘性’的意识,作为审美创造的一种视角,虽无可厚非,但力图以此来解释那段历史生活,恐怕就很不科学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展示的‘民俗’里融入的历史意识,确实有作伪之嫌;《红高粱》中宣扬的‘张张扬扬’的生命意识,自然是艺术家观照人生的一种角度,但用此来说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实在显得幼稚;至于《秋菊打官司》中对中国当代农民的审美反映,也多少有点‘居高临下’的味道,离‘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的人类最先进的唯物史观尚有距离……所有这些,都说明艺谋确实还需要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需要更新和拓展自己的社会历史意识,突破那种‘银幕复银幕,镜头接镜头,而一些处于银幕之外却决定着银幕形象生命力的思想成果,被隔绝在摄影棚外或镜头的取景框外的局限’(钟惦棐语),以真正使自己的审美创造披上唯物史观的先进甲胄。”

新世纪后,《人民日报》文艺部又来了接班的新主任郭运德。他主持文艺部工作后,与前任一样,很注重培养我这个“老作者”。记得当时艺坛刮起了一股过度追求娱乐之风,我甚忧虑,写了篇短论《艺坛‘三风’不可长》。这篇短论批评了某些作品中愈刮愈烈的“豪华风”“滥情风”“戏说风”,并指出“‘三风’盛行的主要误区,是片面认识‘观赏性’,盲目追求‘观赏性’”。我们应当坚决反对那种背离“按照美的规律”创作,当市场的奴隶,“笑骂由你笑骂,赚钱我自为之”的“捞一把”的铜臭气,淡泊名利,“营造深刻而非肤浅、健康而非媚俗的鉴赏氛围,从而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精神动力和智力资源”。此文虽短,反响不小。之后,郭运德经常亲自或让责任编辑约我或就当下重要的文艺思潮、倾向作出评析,或就正播出放映的重点影视作品撰写评论,或为“金鸡奖”“飞天奖”评选评点,日积月累,勤奋耕耘,《科学发展观与文艺创作》《艺术美学与构建和谐社会》《电影百年与时代风云》《收视率与收视质量》《重视影视文学基础建设》《以先进文化引领大众文化》等近百篇影视作品评论相继在《人民日报》问世。

再往后,刘玉琴、梁永琳先后接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我一直是《人民日报》的“常约作者”。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约我撰写发表了关于学习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文章《充分认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哲学精神指引 历史镜鉴启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导文艺创作》《开辟文艺新境界 助推中华强起来》《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实践品格》《不忘初心 繁荣文艺》。因此,回顾自己从一名普通的文艺青年直至如今肩负着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重任的成长历史,我感恩党和人民的培养,感恩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也感恩党报对我这个普通党员的培养。

(仲呈祥)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 责任编辑:唐志成

相关阅读:

热点新闻

精彩专题

更多»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单位:中国文化传媒集团

关于我们 | 网上读报 | 网站地图 | 广告刊例 | 友情链接 | 联系我们 | 本网声明 | 版权声明

京ICP证110609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10004 京网文[2010]0444-036 ISP许可证B2-20110081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112631

京公网安备110102001293-5 禁止利用互联网等从事违法行为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63213130 63213114

© 2017 中国文化传媒网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