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是自己的生命所在

很多从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毕业的学生说,只要在北大上了大学,身上就会打上北大的烙印,一辈子都抹不了。我想,这种烙印,主要是指精神影响,精神追求,包括志趣、爱好,以至整个人生境界。反观我自己,也是如此。

在北大当学生,后来在北大工作,我感到北大有一种人文传统,有一种精神氛围,在这种传统和氛围的影响下,不论是老一辈的学者,还是年轻的学子,都有一种强烈的学术的渴望、学术的热情、学术的追求。这种学术的渴望、学术的热情、学术的追求,包含着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就是把学术研究看作是自己精神的依托,生命的核心,把做学问看作是自己的生命所在。这种氛围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我讲两件事来说明这一点。一件事是1958年,全国农村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北大哲学系请了北京大兴黄村人民公社的一位主任来做报告。报告内容是讲他们原来的高级社遇到了种种矛盾,不能解决,只有进到人民公社才能解决这些矛盾。这个报告是论证人民公社的必然性。这位公社主任用了丰富的材料,讲得十分生动。有一位北京市的领导同志也参加这个报告会,他在报告会最后讲话说,你们看,现在的哲学家并不是在书斋中做学问的学者,而是像这位人民公社主任这样的农村干部,他们善于在实际生活中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这才是哲学家。当时我们都觉得这位领导同志讲得很对。冯友兰先生也来听报告了,他也觉得这位领导同志讲得很对,不过他补充说,现在的哲学家当然是这些公社干部,但是像哲学史、逻辑学这些学问还是要有人搞,我们这些人就可以搞这些学问。当然我们不能称为“哲学家”,我们可以称为“哲学工作者”。这话传出去,有人就说,你看,像冯友兰这样的资产阶级教授还是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在我们今天看来,冯先生这个话正好说明,他是把做学问看作是他的生命所在,不做学问,他的生命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再一件事也是上世纪50年代,当时历史系有一位研究生(现在也是有名的学者),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能毕业分配工作,所以他就留在学校里干些打杂的事,系里有下乡劳动的任务一般都派他参加。但他在这种环境中依然做他的学术研究。在乡下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就做研究。据历史系的人说,他的研究成果用很端庄的小楷写了一本又一本,都达到了可以马上送出去出版的水平。这个且不说,最特别的是每当他听说有关部门准备给他摘掉右派帽子的时候,他马上就在系里找个事端大吵大闹,大吵大闹是为了给人“表现不好”的印象。这样,有关部门就不好给他摘掉右派的帽子了。经历过当时那段历史的人都明白,戴右派帽子就会被人另眼看待,滋味极不好受。那么他为什么不愿意摘去右派的帽子?这不奇怪吗?原来一摘去右派的帽子,他就要毕业分配工作,要离开北京,而他研究的资料都在北京,当时没有现在这样的互联网,一离开北京就无法继续研究了。这就是说,为了做学术研究,他宁愿戴着右派的帽子。当然,随着历史情况的变化,他后来还是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分配了工作,成了一位很有成就、很有名的学者。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对于北大的一些学生,对于北大的一些学者,做学问,真正成了他们的生命所在。

我讲这两件事,是想说在北大形成了一种人文传统,形成了一种精神氛围,在这种传统和氛围的影响下,北大的很多人,从大学者到年轻的学生,都把学术研究、把做学问看作是自己生命的核心,看作是自己的生命所在。

我进了北大,也深受这种传统和氛围的影响。1955年进北大时,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我们心中都以将来成为一名学者作为自己的目标。接着又遇上美学大讨论,使我爱上了美学。但很快就是1957年“反右”,1958年“红专辩论”,做学问、“成名成家”成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要受到批判。但是这种政治空气依旧改变不了北大的精神传统对我的影响。1958年,我们北大哲学系全系师生下乡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共去了九个月,在此期间,我心里还是关注学术方面的动态,听到一点学术的消息(不论是哪儿来的)就兴奋。放假时我留在乡下,但是很多同学回学校度假,我就托他们买学术方面(美学方面)的书。毕业后留校工作,我也是利用一切机会读书、做研究。由于1958年因为追求“成名成家”受过批判,所以我留在系里只能做一些打杂的工作,例如编一些资料等等,但我自己的追求依旧是做学问,要研究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只要有时间就读书、写文章。当时我写了不少文章(例如论叶燮的文章),虽然多数都不能发表。在当时的空气下,这是“越轨”的行为。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房里看书(我当时是住集体宿舍),系里一位老师一进来见我在看书,脸色马上就变了,我当时的感觉是,我在干什么坏事,被他发现了。干什么坏事呢?就是坚持走“白专道路”。这就是当时的空气,现在的年轻同学是很难想象的。

今天想来,“白专道路”也好,“成名成家”也好,这些指责,在我身上,其实是一种学术的渴望,学术的热情,学术的追求。正是有了这种学术的渴望,学术的热情,学术的追求,所以在改革开放即大家说的“学术的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很快写出《中国小说美学》《中国美学史大纲》《美在意象》等学术著作,并为推进北大的人文艺术的学科建设(哲学系、宗教学系、艺术学系、艺术学院)和推进整个社会的美育、艺术教育,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做了许多工作。我想,这就是北京大学的人文传统和精神氛围在我身上打下的烙印,把学术研究看作是自己的精神的依托,生命的核心,把做学问看作是自己的生命所在。

北大人文学科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研究,往往是一种纯学术、纯理论的研究,而不是一种应用性、技术性的研究,不是直接为了解决某一个现实问题的实用研究。这种纯学术的研究,有可能在学科基本理论的核心区域孕育产生新的概念、新的思想乃至创建新的理论体系和新的学派。上世纪90年代,我曾听到北大一位学者对记者的谈话,他把自己的研究和汤用彤先生的研究进行对比。他说,汤用彤先生的研究是纯学术的研究,如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研究,而没有针对当前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没有对当前现实问题发表看法,而他自己则更关心现实问题,要对当前现实问题发表看法,言下之意他的研究高于汤用彤先生的研究。我当时就感到这位学者的谈话带有某种片面性。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针对现实问题发表看法,当然非常重要,应该大力提倡,但是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学科的纯学术研究、纯理论研究同样很重要。时代问题从来是理论思考的推动力和催化剂,但是历史上很多大学者往往把时代的要求融入学理的思考,把时代的关注和学理的兴趣统一在一起,致力于基础理论、基本概念的思考和突破,从学理上回应时代的呼唤。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应该能够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孕育和产生新的概念、新的思想、新的学派。这种新的概念、新的思想、新的学派,往往能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文化和命运产生当时不可察觉的但后来是巨大的、深远的影响。这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对于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来说,这种学术的贡献和理论的贡献同样应该提倡。

1989年,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我们要保持纯理论的兴趣》,我在文章中说,人往往要从物质实践活动中跳出来,对于人生、人性、生命、存在、历史、宇宙等等进行纯理论的、形而上的思考。这种思考并不是出于实用的兴趣(不以实用为目的),而是出于一种纯理论的兴趣。因为这种思考和研究并不能使粮食和钢铁增产,也不能使企业增加利润,但是人类仍然不能没有这样的思考和研究。所以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开头就说:“人类求知是出自本性。”这就是强调,人的理论的兴趣是出自人的自由本性,而不仅仅是为了现世生活的需要。当代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也说:“人类最高的幸福就在于‘纯理论’。”又说:“出于最深刻的理由,人是一种‘理论的生物’。”(《赞美理论》)文章说,有的人反对和排斥这种纯理论的思考和研究。他们认为这种纯理论的思考和研究脱离实际。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一些从事这种纯学术研究的学者往往被扣上“脱离实际”的帽子。其实,这种指责是不正确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不仅人类眼前的、实用的、功利的活动是实际,整个人生、人性、生命、存在、历史、宇宙也是实际。换句话说,不仅有形而下的实际,而且有形而上的实际。那些反对和排斥纯理论思考的人,他们不承认或看不到这种形而上的实际。而他们之所以不承认或看不到这种形而上的实际,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只承认人是社会的动物、政治的动物、制造工具的动物等等,而看不到人同时还是有灵魂的动物,是有精神需求和精神生活的动物,是一种追求超越个体生命有限存在的动物,或者用伽达默尔的话说,是一种理论的动物。文章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能不能保持这种纯理论的兴趣,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发展这种纯理论的兴趣,乃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这种纯理论的兴趣,就会导致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素质的急剧下降,那是十分危险的。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民族,是一个有着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民族,这样一个民族,理应保持并发展纯理论的兴趣。

在北大的人文传统和精神氛围影响下所形成的学术热情和学术追求,就包含了这种纯学术的兴趣和纯学术的追求,包含了对于人生、人性、生命、存在、历史、宇宙等等进行纯理论的、形而上的思考,包含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的基本理论核心区域的思考和突破。我们在老一辈学者,如冯友兰、熊十力、费孝通、张世英等人身上看到这种追求,我们在许多年轻学者身上,同样也看到这种追求。

(作者:著名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叶朗)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 责任编辑: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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