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散文的病相

中国文化传媒网 安黎/文

  如果把中国当下的散文比作草木,以我之见,可以用以下八个字来概括:灌木繁茂,乔木稀缺。

  作为职业编辑,在持久的散文阅读中,就我的感受而言,不是越读越欣悦,而是越读越失望。期待与一篇可意的散文相遇,并不比在现实世界里与一位精神高贵的君子相遇更为容易。

  散文队伍是庞大的,有集团军,也有游兵散将;散文的产出是巨量的,数以千万计,长者若长江黄河,短者若七寸蛇或短尾猫,然而,汹汹涌涌的数量,并不能遮蔽散文精神高度的差强人意。读很多散文,除了基础性的缺陷宛若累累的伤痕令人不堪卒读外,还有内容的空泛、观念的陈旧以及叙述方式的千篇一律等,让人对当下的散文现状,无不为之失望。具体而论,散文的三种病相,应引起足够的警惕:

  其一,散文的技术化倾向越来越严重,重羽毛而轻血肉,重技巧而轻思考。很多受到追捧的散文,不过是织造的毛衣,越来越讲究构图的精巧和针脚的缜密,可谓在花色上下足了功夫,但拨开表层,脱去伪装,却发现内里贫乏苍白,无血无骨,无痛无痒,与世情隔膜,与生命疏离,与人心无涉。也就是说,生活的风云、精神的气色、生命的本相等,皆在散文中有所缺席。如此,量大无比的中国散文,貌似繁荣,翠绿遍野,却难以摆脱闲花野草的低矮状态,难有枝叶蓬勃而又身形挺拔的且直且硬的良木供人仰望。

  其二,散文的语言越来越纠缠,越来越云雾缭绕。很多散文家笔下的散文句式,乍一看锦绣一团,但一深究,却发现是一丛丛丝丝牵牵的乱麻,勾连交错,且处处潜伏有残肢般的病句,若想将其厘清捋顺,颇费周折,甚至能折磨得编者头痛欲裂。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那些执著于此道的散文写作者,并不认为自己的这等文本,是字、词、句等基本功缺失的表现,反倒以“创新者”的面目而沾沾自喜,乐此不疲。

  其三,散文的野蛮性特征愈发地突出。许许多多的散文,既无温文尔雅的遣词造句,亦无高贵尊贵的精神骨血,观之读之,颇有几分泼妇的典型特征:粗野,蛮横,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其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语言的粗鄙化。民间的粗俗之言,坊间的骂人之语,都无挑无选地进入文中,从而把散文从“大家闺秀”,异化成了“下里巴人”。中国也好,西方也罢,散文自古而今,对装束和举止是否得体历来都很讲究,对面貌是否端庄向来都很在意。也就说,散文最初是由士大夫创造的,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士大夫的格调,它是高端的,是优雅的,是文雅的,而不是低俗的,不是污浊的,更不是痰盂和便池。换句话说,小说可以嘈杂如市井,混乱若市场,但散文不能。散文的特质,决定了它是高山上的流水,是天宇里的云絮,是生命的欢笑与痛哭,是精神的飞扬或坠落。

  简而言之,散文和其他文学样式类似,仅有形式上的花样百出,却无内蕴上的丰满丰盈,终究是缺乏生命力的。

  要激活散文写作,我以为唯有沿着三条路径循序渐进,才能种豆得瓜,栽树成林:一是在精神气血上向“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和人本主义看齐;二是在语言的打磨和修炼上,师承古代先贤经典篇章的雅致和凝炼;三是在文体的选择上,效法西方文学大师的洒脱任性和不拘一格。

  散文之“文”,毕竟只是器物。文以载道,“道”才是“文”存在的目的。言之有物,洋洋万言不觉冗长;言之无物,寥寥百字已显多余。

  (作者系《美文》杂志副主编)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 责任编辑: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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