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来,哪些中国歌剧可能成为经典

歌剧《雷雨》剧照(本报资料照片)

歌剧《骆驼祥子》剧照(新华社图)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的音乐创作与其他所有文化、艺术领域一道,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日前,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教授、博导杨燕迪做客上图讲座,梳理中国歌剧创作40年来的发展脉络,从中观察时代思潮的变迁、音乐观念的更新与艺术家的创造。

两个高潮

“万口传唱《北风吹》,处处皆闻《洪湖水》。哪个不知《刘三姐》,谁家不哼《红梅赞》。”短短几句话,描述了中国歌剧曾有的家喻户晓与深入人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歌剧出现两个发展高潮。第一阶段从《白毛女》到“文革”之前,这是中国歌剧的红色经典期,以鲜活的民歌性与戏曲化旋律、强烈的政治性意识形态内容为主要特征,涌现了一批以“一白一黑”(《白毛女》《小二黑结婚》)、“一湖一江”(《洪湖赤卫队》《江姐》)为代表的经典作品。

“文革”期间,歌剧事业遭到重创,基本停滞。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通道逐渐打开,多元思潮涌入,歌剧与其他文艺样式一道,步入多样化的发展时期,进入新一轮高潮。题材的单一性被超越:除革命历史题材之外,其他的历史题材、神话题材、民间故事题材,乃至日常生活的题材,都进入了创作范畴;歌剧样式也趋于多样:除大型严肃歌剧外,出现了轻歌剧、喜歌剧、先锋歌剧,以及音乐剧。

据杨燕迪估计,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歌剧创作总量应有几百部之多。“其中,最受关注、公认成就最高的,是那些根据现当代文学名著改编的歌剧,比如《伤逝》《雷雨》《原野》《野火春风斗古城》《狂人日记》《骆驼祥子》等。”

文学名著对歌剧的滋养,在全球范围内已有无数例证。杰出的文学作品往往故事生动、人物丰满,有着扎实丰厚的内涵和思想,为歌剧提供了进一步发挥和展现的基础,又有较高的知名度,因而改编成歌剧的成功率较高。

而在杨燕迪看来,改革开放后根据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改编歌剧的普遍成功,更有其时代因素与思想背景。

“1978年之后,文学的复苏和觉醒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也深深地影响了音乐界。尤其是对超越简单的意识形态的人性关注,成为了人们反思的出发点。而20世纪‘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对数千年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扭曲和压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种对‘人’的质问和发现,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性复苏形成了同构,这就引发了中国歌剧界对现当代文学的必然关注。”

借鉴吸纳

1978年之后,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经典歌剧在中国的演出日益频繁,直至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歌剧舞台之一。当现场观赏西方经典剧作的机会越来越多时,创作者对歌剧这一“声乐作品的最高形态”的了解也越发深入和贴近,更进一步掌握和理解歌剧的本质特点及其创作规律。

1981年,歌剧《伤逝》首演,其作曲为施光南。施光南擅长创作旋律优美的歌曲,谱写的 《打起手鼓唱起歌》《在希望的田野上》等,唱出了时代心声,堪称“改革开放的音乐符号”。在基于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伤逝》中,生活于上世纪20年代的男女主人公相识、相恋,但由于刚刚脱离了旧时代进入新时代,找不到生活的依托,互生怨尤,感情破裂。而这部歌剧的适时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批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探寻和迷茫,以及整个社会对人性的思考状态。

“整部歌剧中没有复杂、曲折的冲突,较为内省和抒情,发挥了作曲家的特长,是一部值得更多重视的作品。”杨燕迪说。

1987年,话剧《原野》被搬上歌剧舞台。与《伤逝》不同,《原野》充满了强烈的戏剧冲突,复仇、欲望、爱恋交织,对人性进行了多维开掘,张力非凡。在音乐处理上,作曲家金湘更注重结构的连贯性,采用主导动机元素进行贯通,咏叹调的性格刻画功能得到发挥,也充分重视了重唱的作用,恰当运用了多调性等现代音乐技术,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这样一部“洋派”的歌剧,听觉上并不十分悦耳,对普通观众而言,有一定接受难度。但这不妨碍它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型正歌剧中最杰出的剧作之一。

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由曹禺的另一部杰作改编的歌剧《雷雨》问世,由上海歌剧院制作推出。作曲家莫凡是上海音乐学院著名校友,不仅谱写了全剧音乐,而且亲自对文学脚本进行了改编。歌剧以繁漪、周萍、周朴园为核心人物,四凤、周冲、鲁妈为主要配角,着重刻画人物的复杂性和相互之间的矛盾纠葛。由于脚本与音乐的协调性较好,为音乐的展开和抒发创造了条件。作曲家也熟练运用了大量的重唱、合唱。比如,全剧尾声时,周朴园逼迫周萍跪下认自己的生母,剧情达到了最高潮。此时,动作停顿,音乐得以施展。六个主要人物的一段六重唱,深入刻画了各自的内心冲突,加上合唱的衬托,非常富有舞台效果,是十分地道的歌剧处理。

多元探索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歌剧创作,最为可贵之处便是探索的多元化。除了吸收传统经典歌剧的手法和样式,不能忽略的还有另一个走向,那就是深入借鉴传统戏曲的唱腔、板式,延续和发展民族性的歌剧。”杨燕迪指出。

在这方面,王祖皆、张卓娅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堪称代表。这部基于李英儒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人物生动、故事曲折,节奏推进快。在音乐处理上,王祖皆、张卓娅这对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夫妻档作曲家,接续了《江姐》等剧作的民族歌剧的旋律特点,采用较为复杂的旋法展开,在板式多变、动听悦耳的基础上加强了戏剧性。与之前的民族歌剧相比,这部作品更为雕琢,更加复杂、专业,堪称改革开放40年来民族歌剧中的优秀之作。

除了继承近代以来的民族歌剧传统,还有一些作曲家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探索更加激进而靠近国际潮流的新潮实验作品。比如,第五代作曲家代表之一郭文景。

郭文景创作面很宽,称得上是“技术装备最完整”的作曲家之一。歌剧作品有《狂人日记》、《夜宴》、《骆驼祥子》等。他的歌剧取材往往有明确的人文旨趣,表达了作曲家的独立思考和人文关怀。

《狂人日记》为中国先锋歌剧的代表,1994年首演于荷兰阿姆斯特丹,是第一部让外国人唱中文的歌剧,由曾力、郭文景编剧,在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中,又加入了小说《药》及散文集《野草》中的一些情节。歌剧以近乎表现主义的手法,反映了“狂人”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人格扭曲和心理恐惧,音乐手法极为激进,启用了无调性“旋律”,听上去并不悦耳。同时,作曲家还吸收了中国诗歌吟诵和戏曲的手法,并以各类反常的中西乐器法配置来渲染荒诞的气氛,创造出了这部虽然小众,但仍然十分优秀的具有实验性质的作品。

中西融合

从40年来中国歌剧的多维探索可以看出,中国歌剧的发展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对于中国歌剧来说,面临的是如何协调中西、雅俗、戏曲与音乐、旋律美与戏剧性的艰难课题。“而且,由于中国的戏曲传统,国人偏好旋律的听觉习惯等因素,这种协调的难度就更大了。”

也正因为此,当全面融合中国元素和西方技法的优秀歌剧一旦问世时,音乐界的“格外惊喜”也在意料之中了。

由郭文景作曲的《骆驼祥子》于2015年首演后,便受到了杨燕迪的高度评价:“作曲家大量使用了北京的地方音调,如京韵大鼓等,又有专业性的乐队处理和精彩的合唱、重唱等。风格上照顾听众,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是中国歌剧的又一个里程碑。”

全剧开场,即是一幅展现老北京风俗的生动画卷。在乐队短促动机的渲染下,祥子正为新买的拉车赞叹,合唱帮衬,丰满、多维的音乐构思,多调性与京味音乐材料的综合,十分谐和。全剧尾声时,对生活充满憧憬的祥子备受凌辱,先后经历虎妞、小福子之死,彻底失去了希望。此时,总结全剧的“北京城合唱”响起,仿佛站在北京城的巍峨城墙上俯视芸芸众生,气势浑厚苍凉,在杨燕迪看来“堪称伟大”。

“改革开放40年来,虽然没有出现影响力能与之前红色经典媲美的剧作,但确实涌现了一批质量很高的优秀作品。”杨燕迪如此总结。而展望未来,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中国歌剧,更应当以中国人的独特方式讲述具有普遍人性意义的中国故事,“在全球歌剧创作略显疲软的当下,给世界范围的歌剧以新的刺激和动能”。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网 责任编辑: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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