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建筑师”邢同和:建筑,是我生活的全部

 邢同和/口述   张熠/整理

 

编者按:80岁的邢同和,至今仍活跃在建筑的舞台上。他196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现为华东建筑集团(原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资深总建筑师。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建筑师,他一直谨记做一位“人民的建筑师”,设计、建造关怀人的建筑。从业57年,他主持设计了上海博物馆、龙华烈士陵园、外滩风景带等多个代表性项目,从市中心到郊区,作品遍布上海。

邢同和的办公桌上,最显眼的要属堆叠成山的资料、书籍、设计图纸,这其中凝聚着他多年的心血。他自己算了算,曾参与主持的建筑、规划设计项目多达500余项,其中一半已建成或在建。邢同和说:“我人生之路的开始是建筑,黄金时期也是建筑,人生的夕阳红还是建筑。建筑,是我生活的全部。”

我的一生和这座城市,和上海的故乡情是分不开的。我生在上海,读书在上海,工作在上海。养育我的是黄浦江与苏州河,我的建筑之路也离不开这两条母亲河。

我今年80岁,是新中国培养的建筑师。从1962年进入工作以来,围绕建筑设计、规划设计,我无悔无恨地走了57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之路,也是我作为个体的“圆梦”过程。

今年迎来祖国70周年华诞,我参与、见证了上海乃至全国在建筑领域的发展进步。我的足迹遍布上海每个区,也从上海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上海对口支援的城市。我依旧没有离开热爱的岗位与事业,我生活的全部就是建筑。

建筑梦的开始

我1939年出生在上海,新中国成立那年正好10岁。上海成立少先队,我是最早的一批队员。后来慢慢长大,家搬来搬去,红领巾总是带在身边。

我的一生离不开黄浦江与苏州河。童年就读的钱业小学就在苏州河北面的塘沽路上,大学考入同济,实习、画水彩、写生都在黄浦江边上。工作以后我分配到民用建筑设计院,就是今天的外滩3号,在这里一待30年。沿着我的母亲河,可以诉说我的成长过程。

我父亲是出版社总编辑,专门出版历史或珂罗版的画册,其中有一部分是黄宾虹编的美术丛书。受父亲影响,我接触到很多艺术领域的东西,从小喜欢绘画。从钱业小学回家的路上,有很多小人书摊,爸妈给我的零用钱都用来看小人书了。每逢春节,一路挂满条幅、年画、张贴画,我边走边看,爱不释手。

高中毕业时,我填的志愿全都是建筑系,我不想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父母希望我能从事与艺术有关的学科。就这样,我来到了同济大学。当时的建筑界,“南杨北梁”的盛名无人不知,北京有梁思成,南京是杨廷宝。上海也一样,有国外留学归来的一代老教师,如冯纪忠等,他们因材施教,甚至一对一教学,在同济的五年,我们受到了良好的教学培养。

母亲河旁,是我建筑梦开始的地方。

建筑为人民而做

1962年,我从同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毕业,毕业设计做的是“上海吴淞口——上海大门的规划与建筑设计”,同学们天南地北四散,我留在上海,被分配到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

报到以后,民用院院长陈植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人民的建筑师,建筑要为人民而做,要做关怀人的建筑。”这句话我记到了现在。民用院的设计项目都与人有关,比如学校、医院、住宅、文化建筑等。华山医院是我从业后的第二个项目,当时有六层楼,是上海最高的医院之一。项目始于1963年,每隔五年、十年,不断改造,一直做到我退休,现在由我的学生接棒。从我的小学、中学母校,到区少年宫、街道文化馆,我参与设计了很多项目,一直牢记服务于人、关怀人的宗旨。建筑师的工作离不开建筑观念,你要了解使用者的需求,在这上面创新。比如设计华山医院病房,我用了咸蛋壳的颜色,加点色彩,让病人感到更舒适。设计黄浦区少年宫,我增加了许多外部空间,让孩子们能够在平台上享受阳光、雨露。

改革开放带来巨大的时代机遇,从40岁到70岁,正值壮年的我做了大量项目,见证了上海的大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三个大变样”我都参与了,即外滩风景带综合治理、上海博物馆、龙华烈士陵园3个上海地标性工程。这是我人生的“筑梦”阶段。

记得刚到民用院时,我从办公室看到的浦东是一片荒地,慢慢地,五层楼、小厂房起来了。在黄浦江对面,我身后的马路上,最高的建筑是国际饭店和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基本都是普普通通五层以下的建筑。当时上海市政设施比较差,道路陈旧,外滩没有防汛墙,雨季一到,积水严重,只能蹚着大水进楼。外滩风景带改造是一次防汛墙和景观带结合的综合治理,要求能防千年一遇的洪水,同时有良好的景观效果。一直到世博会十六铺码头的建成改造,以及世博会第一轮规划,我都参与了。

人民广场最早是停车场,把上海博物馆建在当中,一定要体现它的标志性,体现文化的沉积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对话。技术上,用的结构、几何形体是西方的手法,同时采用了从青铜器中发掘出来的元素,造型含有“天圆地方”的中国哲学思想,代表着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循环。有趣的是,浦西的人民广场、浦东的世纪广场我都参与了,一东一西,象征着传统与科技,代表上海文化的两个方面。

贯穿龙华烈士陵园的设计理念也比较大胆,我希望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能让人自由、欢快地享受阳光、空气,传承英雄烈士精神。烈士陵园应该是对外打开的,就像花园一样,而不仅仅是一个扫墓的地方。原来的烈士墓区有等级之分,占地大小不同,我们改成了小方碑,因为烈士不分等级。还有犹如长明火的无名烈士墓,寓意名字无人知晓,但功绩永存。

规划留白,文化留魂

我现在80岁,夕阳之路仍是建筑。57年里,我参与主持的建筑设计、规划设计超过500项,建成或正在建设的约1/2,整个方案设计中的一半实现了。南京路、淮海路上都有我的足迹,上海各个地方都有我的作品留存。我也经常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上海第一座人行天桥、当时最高的高层医院、金茂大厦等,都在今天的地图上作为历史写下来了,我是自豪的。

全球化时代,我也希望通过建筑让世界认识上海,认识现在的中国。改革开放后,我们走出国门,开放开拓,学习了外面新的理念、技术,再加上中国文化底蕴,做的设计融合东西方文化,成为世界了解我们的一种方式。

在人生的晚年,我参与了崇明岛10年建设,规划设计了两大建筑群体,一处是行政区,包括办公楼、规划展示馆等;一处是文化中心,有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档案馆等。建筑高度普遍不超过24米,守住了底线。崇明的长远规划是生态岛,意味着要控制高度及天际线。掩映在绿化丛中的文化建筑和行政建筑,和崇明岛的长远目标相适应,我们不做建筑高度、体量的竞赛,要精细化设计。

我对上海的规划可以总结为八个字——“规划留白,文化留魂”。“规划留白”说的是不要把规划都做满,把东西拆光、建满,最后留下的都是一个时期的东西。你必须给未来预留很多空白、绿色的空间,目前没条件改善的先不要动。宝贵的工业遗存、建筑遗产,宝贵的空间,都是未来的稀缺资源。比如油罐艺术中心,当时有人建议炸掉,变成大的生活区,但留到现在,开发建设成新的文化地标了。同时,建筑要有文化的积累和沉淀,没有这些,只能依靠表象去设计,这是不够的。“文化留魂”说的是要挖掘上海的文化、文脉。上海有很多小型博物馆、名人故居、红色场馆,包括从石库门走出来的红色旅游,都大有文化可作。建筑是死的,但里面的人是活的,历史是活的。

围绕建筑领域的发展,我走了57年,是很开心、快乐地追求了57年。我做的构思草图上千张,建筑事业已经融化在我的血液里。我最感到欣慰的是为人民做了事。人民喜欢、认可我的设计,建筑就留下了;人生是短暂的,建筑留下的印记是长远的。

建筑的追求是无限的,建筑创意也是无限的,我选择了这样一条路,到现在还充满自信,执着地爱着建筑。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 责任编辑:陈晓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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